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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威尼斯遭水淹原来腐败了

近日,意大利著名旅游胜地威尼斯遭受50多年一见的特大洪水袭击,成为意大利乃至欧洲舆论关注的热点,地标圣马可广场和拉菲尼斯大剧院被淹、诸多商铺被泡的镜头触目惊心,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十亿欧元。威尼斯以“水城”著称,水城居然遭水淹,自然引发舆论热议——除了抱怨行政部门救灾不力以外,“工程腐败”最为惹眼。

众所周知,威尼斯历史上靠航运与对外贸易起家,经过千百年发展形成了复杂的人工泄湖、运河体系等一整套防洪系统。1966年11月,威尼斯遭受历史罕见大洪水袭击,造成至少100人死亡,圣马可广场录得1.94米的历史最高水位,全城大多数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痛定思痛,威尼斯决定不惜工本建造新的防洪工程。

新世纪之初,威尼斯开始建造一项名为摩西(MOSE)的世纪防洪工程——建造78个巨型水下堤坝,既能确保平时城内外的水道互通无碍,又能在洪水来袭时隔绝外海和泄湖,避免洪水倒灌。按照计划,该项工程应于2011年完工,但其工期一拖再拖,预算一再加码。2014年,该项工程爆出了贪腐丑闻,一批承包商、设计师和相关政客进了监狱,新的承包商、设计师和政客接手后曾保证“今后会大不一样”,但这次洪水让这些承诺沦为世纪笑料——16年过去了,花费了50亿欧元巨款,该项工程还未完工。美联社报道称,许多人怀疑这个世纪工程是否能起作用。

工程腐败是世界性难题。威尼斯世纪工程爆出的工程腐败恰恰是意大利政治经济生态的缩影。意大利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欧洲国家中居于末流。与欧洲绝大部分国家相比,政商不分、在意大利更为普遍,腐败问题经常见诸报端。人们熟知的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一面当总理,一面还是航母级媒体集团和AC米兰足球俱乐部老板,威尼斯当官赚钱两不误。威尼斯洪水来袭,工程腐败问题再度热炒并不让人意外。

就算在清廉指数高的国家,工程腐败也是防不胜防。一项工程一拖十几年,在欧洲颇为常见,其中有没有腐败还真不好说。记得在布鲁塞尔工作时,适逢欧盟总部大楼翻修竣工(花了13年),笔者打趣欧盟官员说:“13年,在中国上海,13年我们建起了浦东新区。”欧盟官员耸耸肩:“这是在比利时。”位于布鲁塞尔的另一个国际组织总部——北约新总部的建造也很磨人:从1999年决定建造,直到2017年才建成,工期一拖再拖最终历时18年。两大总部翻修和建造的预算都是一再追加。

拿欧盟总部来说,由于当年在建造时大量采用了石棉这种危害健康的材料,后来不得不对大楼进行彻底去除石棉和整体翻新工程。除了巨额翻新费用,欧盟还得另租房屋办公,且由于工期拖延,一租就是13年,租金也是天文数字。1999年1月,欧盟掀起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腐风暴”——以桑特为首的欧盟委员会因腐败问题被弹劾,最终桑特“内阁”集体辞职。桑特倒台的原因是,桑特夫人参股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把房子租给了欧盟机构,从中捞取好处。

德国以廉洁著称于世,政商勾结比较罕见,但柏林新机场工期一拖再拖、丑闻跌出,其中也有腐败发生。

柏林早在2006年就开始建设新机场,工期一拖再拖,预算翻了4倍,从最初预算的20亿欧元上升到目前的近80亿欧元,最近称启用时间要等到2020年。在此进程中,机场前一任技术总监涉嫌受贿50万欧元,检察人员在这名主管家中查获15万欧元现金。德国《时代周报》报道说,德国一家叫英泰的建筑公司曾贿赂这名主管,后者批准给该公司的工程追加款达6600万欧元。

除了贪污受贿这些明面上的腐败,合规但没有效率也是一种变相的工程腐败。利用公共资金建造的工程,建了改,改了拆,拆了再建,预算一再追加,工期一再延长,相关公司从中获得大量合法合规收入,这恐怕也是一种变相的腐败。

柏林新机场在施工过程中波折不断。首先是用了错误的人,技术总监应对不了复杂局面,一再换人,耽误工期。新机场的防火系统设计师不专业导致建成的消防系统出现重大问题要返工,其原因居然是原设计师迪毛罗并不是工程师,而只是工程图纸绘制师。后来还发现机场跑道设计、行李传送系统等都存在问题,要重新设计、建造。诸如此类的错误,一边建设一边解决前面的错误,导致了成本飞涨,工期一再拖延。

由于柏林新机场牵涉到两个州的多个部门,推诿扯皮也不鲜见。德国联邦也没有专门针对新机场项目进行监管,最终导致机场问题频发,效率低下。而追加的巨额资金,最终是由纳税人来承担。相比之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2014年底开工,今年国庆前夕就投入使用,不少德国媒体特拿此来对比调侃自家效率。

从不能防洪的威尼斯世纪防洪工程到迟迟不能交付使用的柏林新机场,人们不难发现,公共工程建造中防止腐败需要警钟长鸣,如何加强政府监管、提高效率也是令人深思的话题。

被称为“水城”的意大利古城威尼斯眼下最怕水。本月12日以来,亚得里亚海涌起巨浪,威尼斯85%面积遭侵袭。灾害事件再次敲响了气候变化警钟。

“水城”威尼斯位于潟湖之上,潟湖最终流入亚得里亚海。它建于公元5世纪,城内历史名胜、珍贵艺术品不计其数。然而,水患正日益对它们造成威胁。水患通常发生在冬季,持续降雨和劲风会抬高亚得里亚海水位,将海水灌入“水城”。

自12日以来,威尼斯一周之内经历了3次洪峰。威尼斯政府说,城内最高水位达1.87米,仅次于1966年创下的最高水位纪录。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威尼斯历史上每100年左右发生一次极端的高水位水灾事件,预计到21世纪中叶每6年发生一次,到2100年每5个月会发生一次。全球变暖导致地中海海平面不断上升,而海平面上升会让海盐持续腐蚀建筑和古迹。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地球物理系前主任、海洋学家米尔科·奥尔利奇教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气候变化已使得威尼斯面临被淹威胁。由于气温升高,最近几年当地频遭风暴潮和洪水袭击。

除海平面上升,威尼斯所处土地的沉降更让古城“雪上加霜”。20世纪20年代起,威尼斯周边工厂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大面积地区沉降。近百年来,亚得里亚海的海平面上升了33毫米,同时威尼斯城每年平均下沉5毫米。

20世纪40至50年代,大型工业港口的扩建使威尼斯城区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重度污染的化工厂出现在城市附近。工业废水和周围农田的杀虫剂顺雨水流出,导致潟湖里的半水生植物大面积死亡。

没有了植物固定,潟湖底的沉淀物被冲到海里,从而使潟湖底部不断被侵蚀。为让大型油轮停靠在港口而开挖的航道,威尼斯也加大了水流冲入潟湖的强度,加快了洪水涌入威尼斯的速度。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1966年11月4日,威尼斯暴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水灾。水位最高升至海平面上2米。地下油罐破裂,泄漏出的黏稠黑色石油漂浮在水面上。洪水肆虐20个小时退却后,古城狼藉一片,艺术品和建筑物遭到无法修复的损坏。

2003年,意大利政府启动了一项旨在抵御海潮侵袭、拯救威尼斯的“摩西工程”,计划在威尼斯潟湖东部与亚得里亚海相连处建成数座“浮动水坝”。平时钢筋混凝土墙沉入海底,当海潮袭来,这些活动水坝就可以通过压缩空气泵控制,升出水面形成堤坝,从而减少海潮对“水城”威尼斯的侵蚀。

然而,多重原因导致“摩西工程”进展缓慢,至今仍未确定最终完工日期。据美国有线年起,意大利学校将要求每个年级的学生学习与气候有关的课程,旨在让未来的公民做好应对气候紧急情况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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